致前行者Ⅱ 数字化战“疫”,混合云正当时
来源:互联网作者 | 锤子
出品 | 网易科技《致前行者Ⅱ》栏目
精彩提要:
1、疫情,对于商业世界而言,是一场残酷的觉醒
2、疫情发生之后,中国可能是唯一充满机遇的土地
3、只有完全数字化的公司才会变得更强大,反之会陷入非常可怕的困境
4、混合云,现在是一个价值万亿美元的机会
5、中国的金融体系不是当铺,数亿人的福利依赖于他们的技术,理应被监管
6、当涉及到科学技术时,阻止全球化是绝对不可能的
7、开放即是智能,智能即是开放
“这种说法太荒谬了!”
在被问及关于近期“中国金融机构当铺思想极为严重”的讨论时,温和的包卓蓝严肃起来,给出了他的看法,“这关系到数亿人的福利,他们(金融机构)应该被监管。”
这发生在网易新闻和IBM共同推出的《致前行者Ⅱ》第四期录制现场。在这场由杨澜主持的高端对话里,我们邀请到了IBM大中华区CEO包卓蓝,一位有着丰富的应对突发危机、拓展国际业务经验的企业家。
2020年初,疫情黑天鹅突袭了全球,重构了世界经济,也给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,很多企业暴露出数字化能力支撑不足、基础架构不合理等问题;那么在这场疫情危机下,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借助数字化生存来实现发展?面对逆全球化思潮,中国企业该如何拓展国际化业务?
包卓蓝分享了他的经验和看法。
疫情之考:何以致生存
疫情,带来了挑战与机遇。与因疫情而获得更快发展的企业相比,遭遇疫情挑战的企业在数量上更为庞大;为了生存,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启了各类自救,数字化成为其中最为有利的武器。
无论是格力的董明珠,还是携程的梁建章,他们都相继开通了直播带货的模式,他们的举措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思考?在此前的一些采访和发言中,包卓蓝曾将疫情时期比拟成“达尔文时刻”,他又为何做出这种判断?
包卓蓝向杨澜表示,其之所以将疫情期间称为“达尔文时刻”,是因为这个词意味着有些公司会逆势发展、甚至会变得更强,而有些公司则会倒闭或者或者陷入可怕的困境,“我们必须直面现实,只有完全数字化的公司才会变得更强大;反之,这些公司会陷入可怕的困境,它们不一定会倒闭,但会陷入困境。”
包卓蓝进一步解释,对于企业来说,首先,应变能力是应对此次疫情的关键之一,“你是否能合理调整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的结构?对于一家灵活变通的企业或者巨头而言,在云端和数字化上,成本结构通常是可变的,而并不都是搁浅成本和资本支出;因此,在面对疫情时,他们可以快速调整。”
其次,是人工智能的注入,“这是另一种灵活应对危机的方法,能让你的业务更具有弹性。”而最后一个关键点,在于供应链的弹性,“如何确保在供应链中有不同的路径,如果你有一家供应商在武汉,疫情发生时你该如何应对?”
这一切,都需要依靠数字化来应对;所以,包卓蓝认为,只有完全数字化的企业,才可以真正灵活地调整这些路径与供应商,可以灵活注入人工智能、可以迅速地合理调整成本结构,从而抓住这个威胁带来的机遇。
这种机遇,在中国体现得更为明显:中国,将是今年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。
包卓蓝说,“疫情对商界的影响相当可怕,这是一场残酷的觉醒,因此中国在疫情下的复苏成果令人感到震撼。”而据估算,明年中国还将迎来8%-10%的增长,对此包卓蓝再次用上了“震撼”这个词,“与欧美等国家相比,这非常令人震撼。”
包卓蓝说,中国可能是疫情后唯一充满机遇的土地。而抓住机遇的前提是:数字化!
混合云:数字化挑战的答卷
数月前,某位互联网大佬发表了“中国金融机构当铺思维最严重”的言论,在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。
这种言论,在包卓蓝看来极为“荒谬”。他对于金融行业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,他认为,金融行业责任重大,需要对数以亿计的人群负责,所以理应受到监管;在这一点上,中国和全球所有国家都一样,对于银行都有着高度的监管,这是必须要满足的需求。
包卓蓝向杨澜表示,要满足这种监管需求,同时还要满足越来越庞大的用户需求,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所有金融机构,都在进行着数字化转型和再创新–事实上,中国的金融机构除了规模更大这一点外,所面临的数字化转型挑战跟全球其他金融机构并无两样。
这种挑战也同时存在于其他行业。为了将传统业务进行人工智能赋能,并拥有更灵活的基础架构–云,还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。
首先,包卓蓝表示,当企业只选择了一家云提供商时,企业就被这家云提供商本身的创新能力限制了;所以实际情况中,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将拥有多个云,“如何管理好这么多的提供商,以确保应用程序和负载在云与云之间无缝运作?”
他依然以金融行业为例:一家大型银行将同时面对6到20家不同的云提供商,如何管理好这些云提供商,就成为了“噩梦”。
成本同样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,“云是一种按需收费的模式,你永远不会预判到需要多少服务器、多少存储空间,这个支出是没有上限的”,而在数字化转型到达某个阶段时,企业还需要将其移动到另一个云,“这样做的代价可能会让人望而却步。”
包卓蓝用中文,大声地说出了他对于数字化挑战的答案:混合云。
面对云供应商众多,以及只有20%的工作负载上云、更多数据仍保存在公司数据湖里的现状,包卓蓝认为,必须在多个云、数据湖以及应用程序之间建立一个平台,以发挥出每一个云提供商的长处,这就是混合云。
包卓蓝强调,如果只与一位云提供商合作,这种封闭环境不适合于数字化转型和革新,数字化应该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进行。
“Open is smart,and smart is open!”
逆全球化:科技流通下的不可能
开放的世界,却遭遇了一股“逆流”。
疫情发生以来,许多国家都在呼吁资本回流,甚至有一些国家拨款资助本国的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本土。
作为一个理工男–数学专业出身、担任着庞加莱研究所主席,同时也是一位工程师,包卓蓝对于这种“逆全球化”极其不以为然。
“科学和技术的流动是不可能停止的,它将不断发展。”包卓蓝说,“当涉及到科学技术时,阻止全球化是绝对不可能的。”
他给杨澜算了一笔账,“脱钩的代价是什么?一些经济学家测算了脱钩的成本,未来5年成本增加1万亿美元,我们能承担得起吗?尤其是当我们需要合作应对疫情的时候,当我们需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,以及共同应对经济放缓时,我们必须共同应对。”
在他看来,在全球的需求下,中国目前的出口额正在上升,同时内需也需要拉动,对于想要抓住机遇的企业而言,数字化转型重要性就显现出来;而当所有中国企业都为此进行规划时,混合云和人工智能的巨大机遇就来到了。 “我们已经准备好让混合云和人工智能在中国获得成功,”包卓蓝说,“因为这正是中国市场所需要的。”